今年是三十多年里未遇的寒冬，整个北京城被冻得像大雪封住的田野一样，僵硬而失语，只咝咝地冒着凉气儿。过春节之前，我特地挑出几张写着火热祝辞的贺年卡，寄给几位与我不相关而又息息相关的人——他们是我家、我单位附近邮局、银行等的工作人员。在过去一整年里，他们为我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了非常优秀的服务，我一直心心念念地感激着他们。
上高一的女儿不愿理解，用“新新人类”那种特殊的语言发问：“你认识那么多学界巨腕儿，还有那么多酷毙了的文学、艺术、媒体巨星，给他们还寄不过来呢，干吗要给这些普通人寄？”
我解释说：“你不知道他们帮了多大的忙，当编辑的整天饕餮邮件大餐，要是没了他们，或是他们的服务稍稍不到位，我们的日子可就像是被黑客袭击的电脑，整个儿都得瘫痪。”
女儿摇头。我就开始给她举例，期望能感动她：
“有时候我去寄书和稿费，一次就是几十件，连我自己都觉得烦，可是那位叫安娜的小姐，总是耐心地接待我。为了不让我久等，她先整笔收下大宗邮件，等顾客不多时再一件一件地细做，这样她等于给自己添了麻烦。如同普通人也有美丽的名字一样，普通人也有美丽的心灵。”
女儿不语，我又说：
“我每次去银行，最愿意去一位叫梦羽的女营业员的柜台，看她干活真是一种艺术享受，无论是点钞还是敲电脑，她那一双手就像弹钢琴一样，麻利快，准确，自信，显示出一种特殊的节奏美和韵律美。每每这时我就会想到，生活中的美真是无所不在的，梦羽的劳动和钢琴家的演奏，是同等意义的美。”
女儿“哼”了一声，我不知其意，便又举了一例：
“北京下大雪那天晚上，天又黑又冷，一位中年邮递员来敲咱家的门，原来是咱们小区的楼号改了，有几份报纸一直没找到订户，他来一家一家地查找。看到他冻得捂着耳朵直跺脚，我感动得眼眶直发热……”
女儿却突然打断我，断言道：“这本来就是他的工作，用不着感激涕零。”我目瞪口呆，女儿又发起攻击：“我看你的思维是出了毛病，现在人都推崇名流、巨星，大腕儿……你可倒好，偏把自己往普通人堆儿里扎，这不是水往低处流吗？”
我知道处于青春期的女儿，现在最爱反抗我，所以对她的态度暂不予以追究。但道理必须讲清楚，就很严正地说：“你切记，咱们也都是普通人，不是贵族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这些普通人把普通的工作做好了，也同样体现价值，社会离不了普通人。”
女儿突然坏笑，斜着眼冷冷刺来一句：“那你干吗老说将来你没出息扫大街去？”我噎住了。
语塞。片刻尴尬。赶紧走开为上。
这大概就是“世纪末流行病”吧？它夹在传统审美取向与快餐时尚价值中间，忽左忽右地飞翔，轻松快乐地漫游，什么也不问、不想、不深究，不负责任因而不沉重也不痛苦。当初大家都兴找一个“红五类”做配偶的时期，就连小业主也不要；后来大家时髦吃肯德基、麦当劳的时候，又一起轻视老北京炸酱面；现在大家皆曰电脑成了时代的主宰，就不管用不用得着赶紧抱一台686回家——这也就是集体形成向孩子们吼叫“扫大街去！”之壮观阵势的社会原因以及心理原因？
让我惭愧的是：我自己身为作家和记者，高举着神圣的文学和新闻火把，自以为倾心倾力地助燃，却也未能免俗地得了这种流行病，一方面，心里还珍藏着“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”的传统道德观念；另一方面，也确实整天在对女儿灌输着“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”云云，告诫她若考不上大学，可就不能回来见我。在关乎她命运前途的问题上，我偏执得像见了红布的西班牙斗牛，绝对没有了“普通人”的商量余地！
难道说，我送上的是一张张虚伪的贺卡？
不是啊，天地良心，我从心底里认为普通人也不可被忽视！
哎呀呀，我的脑子也咝咝地冒起了凉气儿，只好求教于大家同志们吧。
（摘自2000年5月23日《文艺报》）
